乌克兰能否成为“放大版以色列”？——“前哨文明”的机遇与困境 （二） ｜ 圣地三十年手记

独角兽导读

《圣地三十年手记》是张平教授的散文作品集。最初是《圣地八年手记》，后来是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

结合在以色列长年生活经历和学术研究，《圣地手记》（简称）贡献了了解以色列及犹太人世界的既有理性深度又有文化趣味的不二选择。

作品集分七个部分：人物记、风土记、政情记、战火记、问学记、智慧记、顿悟记。未来，将在“平行逻辑”公众号，陆续发表。集子还未出版，能抢先阅读者，不可谓不是一种福利。

乌克兰能否成为“放大版以色列”？

——“前哨文明”的机遇与困境 （二） 

「死地」

第

2

则

- 死地 -

90年代初，两位以色列将军访问越南，拜访了武元甲大将。谈话结束时以色列客人起身告辞，武元甲突然说：“我会见过几十个阿拉伯国家代表团，他们几乎都会问我同样的问题，你们赶走了法国人，你们赶走了美国人，你们能不能教教我们怎样赶走以色列人。”

“你怎样回答他们的呢？”以色列人问道。

武元甲回答说：“我告诉他们：我们赶走了法国人，是因为法国人可以回法国去；我们赶走了美国人，是因为美国人可以回美国去。以色列人没处可去，所以你们不可能把他们赶走。”

越南人民军大将武元甲。图片来源：网络。

咒骂犹太复国主义是殖民主义的人搞错了一个基本概念：“前哨文明”是民族主义的产物，只不过落地在了冲突的边疆地带，这与殖民地游子式的“派出文明”完全不同。殖民主义成则复制母文明，败则回归故里；“前哨文明”落地生根，成则自成一家，败则凛然赴死，绝无逃生的出路，是《孙子兵法》讲的“死生之地”、“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死地”。

“前哨文明”之所以成为“死地”，首要原因是民族主义的身份认同中不仅包含土地，而且土地在其中占有罕有其匹的地位。人类把土地神圣化，是从民族主义开始的。帝国时代，土地是帝王的私产，与普通民众毫无关系，帝王要是愿意，随时可以拿来交换，也可以在特定情况下放弃。中国古代有大臣建议弃守凉州，康熙时不少要员建议弃守台湾，“迁其人，弃其地”，并没有人骂这些大臣是卖国贼。然而在民族主义时代，特定的土地烙在了每一个个体的生命认同里，人被定义成“某块特定土地上的人”，丧失土地便是丧失了成其为人的要素，因而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这里的“死地”不一定是真正意义上的地理上的“死地”，而是精神上的“死地”，是一种舍此则无以为家，舍此则无以为人的绝对精神认同。一种民族主义是否成熟，是否与特定土地建立了认同关系是一个重要标志。一旦这种认同关系建立起来，民族主义便走上九头牛也拉不回来的不归之路。

“死地”认同，是前哨文明牺牲精神的内在要素。而这种认同的建立并不需要太长时间。犹太复国主义发起之初，土地认同并无定论。1903年的第六届复国主义大会上，复国之父赫策尔还提出“乌干达方案”，试图在肯尼亚一带建立犹太国。大会以295对178票通过了这一方案，并成立专门委员会研究其可行性。晚至1935年，还有英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提出“阿尔巴尼亚方案”。然而到了以色列独立战争爆发的1948年，犹太人的以色列土地认同便已完全建立，与土地共存亡成了全民的精神信条。1967年“六日战争”爆发之初，以色列的平民不清楚前线战局，特拉维夫的一些居民准备好了自杀的手段，准备一旦国家战败，便自杀殉国——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移民，此时已经坚信离开这块并非在此出生的土地便活不下去，这是民族主义精神“死地”认同的最好实例。

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与一切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一样，是不可战胜的。你可以从肉体上将其消灭，力量够大也可以将一个民族完全灭绝，但你不可能逼迫他们屈膝投降、流散他乡。因此，威胁和残暴吓不到民族主义者，恰恰相反，这些做法给“前哨文明”的“死地认同”提供了完美的外在因素，刺激其精神认同转化为强大的牺牲意志和行动。

1948年独立战争爆发时，对以色列人的士气起了最大鼓舞作用的，不是本·古里安的演说，而是当时广为流传的阿盟秘书长Abdul Rahman Azzam的一段话：

“这将是一场灭绝与大屠杀的战争，也就是蒙古人或者十字军那种级别的大屠杀。”

此话一出，犹太民族主义潜台词中的“土地认同”立刻转化为“死地意识”，每一个士兵、每一个平民都自觉地意识到“我们绝无退路”的现实威胁，其结果是恐惧完美地转化成了勇气，形成战争中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的局面。这句话说于第一次中东战争时期，其影响力却绵延了几十年，以色列在各种媒体中反复引用这句话，唯恐天下人不知。至今已经有395本书引用了这句话，这句话还出现在超过13000家互联网站上。人类战争史上大概很少有哪句话给自己军队造成了比这句话更大的损失的了。

登载了Azzam“灭绝”威胁的埃及报纸。图片来源：网络。

到了60年代，屡战屡败的阿拉伯人看出这种残暴威胁所造成的适得其反的效果，开始为Azzam洗地。他们解释说Azzam讲的“大屠杀”指的是犹太人对巴勒斯坦人的伤害。由于这段话的原始出处一直不清楚，所以这种洗白也无法被完全驳倒。到九十年代，以色列自我批判的新史学盛行一时，捡拾阿拉伯人的牙慧，替Azzam辩解成了这批犹太史学家的偏好。

2010年，一位计算机科学家终于在1947年10月11日的埃及报纸《Akhbar al-Yom》找到了这段话的原始出处：一篇题为《灭绝的战争》的访谈录，访谈的对象正是Azzam，原话是：

“我个人希望犹太人不要逼我们开战，因为这将是一场灭绝与大屠杀的战争，也就是蒙古人或者十字军那种级别的大屠杀。来自巴勒斯坦境外的志愿军人数将超过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总数，我知道志愿军将来自远至印度、阿富汗和中国，他们将为巴勒斯坦而赢得牺牲的荣誉。”

毫无疑问，这里的“大屠杀”指的是阿拉伯人杀犹太人。

实际上，即使新发现的原始出处能给Azzam洗白，也已经无济于事，因为报道一出，便引起了犹太人的密切注意，1948年2月，犹太代办处给联合国的备忘录中便已经引用了这段话。此后更是广为人知，其所产生的作用已经是历史事实，无法改变了。

在其他的谈话中，Azzam把犹太人比作“想回家却不受欢迎的表兄弟”，因为他们已经不是“中东人”，而是“西方人”，一心想用西方文明改造中东，跟殖民主义者一样。他的这个错误理解大概是他这番威胁言论的背后动机，也是他的错误所在——你可以吓唬殖民主义者，却吓不倒民族主义者；对“前哨文明”，放狠话带不来一丝一毫的战场优势，只会更加坚定敌方的意志。他更不明白阿拉伯志愿军再多，也不会是犹太人的对手，前者为了荣耀利益而来，随时可以离开，其实在精神上更接近殖民主义者；而后者则别无退路，只能不计代价，绝处求生。

回到本题，如果以色列是“死地”的话，乌克兰能否成为一个扩大版的“死地”？回答是：“很有可能。”

被战火摧毁的乌克兰城市马里乌波尔。图片来源：网络。

今天的乌克兰，是2004年“橙色革命”起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产物。这些运动表面上是民主与专制的体制之争，背后动机则是乌克兰认同与俄罗斯认同的民族身份认同的对决，是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发展与成熟的过程。当2022年战争爆发时，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乌克兰青年义无反顾地投入保卫领土之战，此时他们的民族身份认同已经完成。与1948年的犹太青年一样，用生命去保卫土地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丢失了土地便是丢失了生命。

而俄罗斯似乎正在重犯阿拉伯人当年的错误。他们蔑视乌克兰人，完全不承认乌克兰人独立的身份认同和这认同中的土地观念；他们不断口出狂言，对乌克兰进行粗暴的威胁；在战争中他们采取恐怖策略，用大规模毁坏城市的方法“杀鸡给猴看”。所有这一切，都是对付民族主义者的大忌，其结果只能是让乌克兰人将“土地认同”转化为“死地认同”。

从这个意义上说，泽连斯基拒绝逃跑不只是简单的展现勇气，而是“死地认同”的高度象征；不只是忠于职守，而是断绝了所有人的退路，只剩下一个选项：与土地共存亡。

张平 2022年6月30日星期四 于特拉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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